原地址：http://www.nytimes.com/2011/07/17/opinion/sunday/17gleick.html
作者：James Gleick
译者：Nalsi
1999年12月，我在纽约摩尔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的阅览室里感受到了一次真正的震撼。在我交出一封推荐信和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之后，图书馆员Sylvie Merian递给我牛顿用过的最古老的一本笔记本。最开始，他们要求我使用影印版。接着进行了一系列适当的仪式。笔记本放在一个蓝色的布匣中，里面还有特殊的护垫。这本书由58张羊皮纸装订而成。它只有2又3/4英尺宽，这个小到不可思议的尺寸让我很吃惊，因为看放大了的影印图像，我以为它的尺寸要大得多呢。笔记本上有使用者的名字：“Issac Newton”，和当时的年份：1659年，这些都是由那个17岁的少年用鸟翎笔骄傲的写上去的。
“他在笔记本上的字迹小心翼翼，字母和数字的尺寸通常都不大于十六分之一英寸，”几年后，我完成了《Isaac Newton》这本书，书中写到：“他从笔记本的前后同时写起。”
显然，历史学家非常了解这种感觉——处理令人肃然起敬的原始文件的那种心花怒放。这是一个高度接触的过程。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这种过程据说是危险的。摩尔根图书馆收藏的牛顿的这本笔记本在网上已经可以看到了（感谢苏塞克斯大学的“牛顿计划”）。你可以在此处进行阅览。
历史学的第一手资料看起来正在直驱云端。困难的变容易了；缓慢的变迅捷了。
这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梦想成真之时，请加倍警惕”呢？
上个月，大英图书馆宣布了和Google的合作计划，它们要把4000万页的图书、小册子和期刊进行数字化，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出版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早就完成了其在去年提出的数字化1000万件“物品”的目标，其中包括了一件1221年的保加利亚的羊皮纸手稿，以及来自瑞典、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800年的洛克符石（Rok runestone），这两件文物分别来自于索菲亚的圣西里尔和圣梅多迪乌斯国家图书馆（St. Cyril and St. Methodius National Library），以及东约特兰（Ostergotland）的一座教堂。
在给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智囊委员会（Comité des Sages）督促，应当把几乎所有的东西——所有成员国的所有不受版权保护的文化遗产——都进行数字化，并且在网络上免费提供。它们估算，这个计划将花费大约1400亿美元，而且它们将这个计划称之为“新的文艺复兴”。
批评的声音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人把这件事看做是文化的丰富，另外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文化贫乏。Tristram Hunt，英国的历史学家和议员，在本月的《观察家报》上抱怨“执着于技术的人”让学术遭受贬值的威胁。“如果你可以下载任何东西，历史的神秘也将随之消失，”他写到：“只有在手稿中，我们才能了解文本的真实意义：它的韵律和节奏、图像和言辞的关系、辩论的激情或者是案例冷酷的逻辑。”
我可不买他的帐。我认为这是感伤主义，甚至于是拜物教。这让我想起了那种幻想：一个人对图书的热爱来自于纸张的纹饰和胶水的气味。
但是，一些对于数字化研究的不安反映出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事物唾手可得便不再具有价值。我们研究的东西，我们要更加珍视。如果一个业余爱好者被运送到喜马拉雅山的山巅，他眼中的景观和那些自己爬上去的人所看到的是否一样壮丽？或许不会，因为壮丽的感觉是主观的。但是他们看到的风景却是一样的。
另一个担心是，我们将丧失偶然的发现。正如Hunt先生所说：“学者终极的希望是发现什么事情能够吸引他的目光。”当你打开牛顿曾经拥有过的一本书——比如当你身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图书馆中——你可能看到他题写在页边的注记。但是页边也被数字化了。而且，我发现，网络搜索中出现的偶然的发现，比起在档案馆中的无意收获，至少是一样多的。
“新的文艺复兴”可能是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历史学的实践毫无疑问会产生深刻的变革。欧盟看起来将首先创造出数字化的展览，或许这只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比美国人的历史更久远。其中一个精彩的案例是“伦敦生活”项目：上溯至1690年的24万份手稿和印刷资料，关注穷人，其中包括教区档案、工坊和医院的记录，以及对于老贝利（Old Bailey）的审判记录。
像这样的仓库，向任何人开放，显然会激励新的学者。它们丰富了网络世界，尤其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项目，网络将会缺乏远见、只关注当下。历史学家将退隐到计算机终端里，历史的洞察和嗅觉也会消失。但是，遗物并非是凝视过去的明镜，它们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隐晦而模糊的。
只是因为数字化图书馆突然变得无所不在、复制变得如此容易就贬低它，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习惯于把价值和稀缺的程度联系起来，但是这并非数字世界之道。可能全世界只有你拥有Jackson Pollock的作品或者是一枚 Blue Mauritius的邮票，但是你没办法拥有全部的信息——至少不会长久拥有。无名也不再是一种美德。一张无人知晓的羊皮纸页融为数字化的拟像，便再次散发光芒。而过去，它只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羊皮纸而已。
奇怪的是，对于古物收集者，带有信息的文物的价格似乎并没有因为廉价的复制品而降低——或许正好相反。在三年前索斯比的拍卖会上，《大宪章》（Magna Carta）拍出了创纪录的2100万美元。准确的说，拍卖的物品只是《大宪章》的一个副本，它是在初版写成之后82年制作的，然后被封装在鲁尼米德（Runnymede）。为什么这张破旧的羊皮纸这么值钱呢？答案是人们的奇思妙想：它是一个灵物。贵重的物品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大宪章》，那个人权和自由的伟大的凭证，在网上免费提供，安全的保存着，不可能丢失或者损毁。
这样的物品——灵物——就像是葬礼上的棺材。它需要被尊重，但是亡者已逝。
James Gleick是《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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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在长草期填充博客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