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文笔记] 最佳实践真的是最佳么?

图书馆员时常面对着大量各种主题德“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这些文档当然帮助我们了解别人的实践(或者所谓“行之有效”的实践)。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我们也往往缺乏对于这些实践的反思。

Gary Price在Library Journal上介绍了加拿大的三位研究者在《基于实证的图书馆和信息实践》(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3年第4期上的文章:“最佳实践真的是最佳么?图书馆和信息研究中最佳实践的综述”(Are Best Practices Really Best? A Review of the Best Practices Literature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这篇文章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Citation: Druery, J., McCormack, N., & Murphy, S. (2013). Are Best Practices Really Best? A Review of the Best Practices Literature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8(4), 110–128.

这篇文章收集了113篇图书馆领域的最佳实践。他们认为,这些最佳实践可以分成如下六类:

  • 观点(18篇,占总数的15%)
  • 文献综述(13篇,12%)
  • 作者所在机构的实践(19篇,17%)
  • 定量或者定性的实证研究(16篇,14%)
  • 之前四种类别的混合(34篇,30%),以及
  • 其他特殊的类型(13篇,12%)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否是“最佳”取决于如何定义“最佳”以及“最佳实践”。作者发现,在这113篇文献里,只有20篇文献试图定义“最佳实践”这个概念,其他很多文献中,这个概念甚至只是出现在标题里面。而即便在这20篇文献里,对“最佳实践”的定义也是非常不同,比如:

  • 能够产生更好(或最佳)结果的实践
  • 机构和组织制定的标准
  • 通过定量分析以及比较“成功的”组织而产生的标准
  • 适应于特定情况的标准,或者
  • 被人们普遍采用的实践

在结论的部分,本研究似乎支持了之前研究的某些结论,比如最佳实践这件事是很难定义并且证明的,而且最佳实践在实践中更多依赖于人们的观点而不是实证的数据。

作者认为最佳实践中实证的缺失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之一就是如何在图情教育中嵌入实证的教育——比如如何使用实证的方法评估图书馆的服务效果。那么对于这样的实证教育缺失的环境中呢?(中国,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归入此类。)作者建议图书馆从业者当然应该继续在本地语境下采用其他机构的最佳实践,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些最佳实践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理论上的警醒——一个“好点子”虽然可能对一座具体情况下的图书馆有益,但是它并不是“最佳实践”。

图书馆发现技术的影响:报告及思考

英国两家图书馆领域的非营利性机构UKSGJISC日前合作发表了报告《图书馆发现技术对于内容使用的影响》(87页,PDF文件)(Assessing the Impact of Library Discovery Technology on Content Usage)。这份报告试图分析图书馆的发现技术(以下简称RDS)——其中包括链接解析服务(link resolver),以及网络级的资源发现服务——对于学术资源使用的影响,以及图书馆和厂商对于这些发现技术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其结果可以作为图书馆投资这些服务的参考。

毫不意外的,报告发现发现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使用得到了大大的普及:本次研究中77%的被调查者已经在机构中部署了发现服务,另外11%的机构在准备这样做。

但是我本人最感兴趣的部分在于研究中揭示的RDS对于图书馆资源使用的影响:电子书的使用量因为RDS产生了最明显的增加,而电子期刊的使用则比较小。但是在这个总体的趋势之下,使用量的改变同时收到了诸多因素(无论是系统的选择,特定的服务商的特定的数据库的特点……)的影响。

同时,根据这份报告的结果,使用量的增加并不是图书馆选择使用RDS的最重要的原因,图书馆更加关注用户体验、单一的搜索界面、以及检索界面到全文资源的连接。当然,对于大学图书馆来说,发现系统的主要受益者是本科生。另外一个结果是,图书馆往往并不分析这些RDS的使用情况。

其他结论不计,我认为上面的结论其实是一个很诡弔的局面:图书馆领域(似乎无论地域)似乎太安心于低头花钱,而不是去预先评估这些产品,以及在产品部署之后对产品的使用进行评估。

这让我想起,在2.0的时代,一些图书馆会在OPAC 2.0部署之后比较一年之前和一年之后的使用数据(比如编目精灵老师介绍的Huddersfield大学图书馆的数据)。而且情况往往是在新系统采用之后的一年,数据会比前一年有很大的增长。(然后这个系统就会被当作“成功故事”加以宣传。)我当然觉得这样的评估是很有价值的:使用数据进行评估应当是被大大鼓励的,图书馆也当然需要积极分享成功故事来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并且提高我们的知名度。

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个系统再往后的使用量如何呢?而且超出了使用量(在评估上我们可以管使用量这样的数据叫做output),这些系统对于用户对于图书馆的认知、对于用户的学习乃至于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想对应于output,很多后面的问题被称为outcome)?在图书馆的项目管理中,这些问题都是不仅仅需要被事后评估,甚至于需要在项目的开始被预想的。

我并不认为这个报告在output-outcome的分类法上更近了一步,但是在匆匆读过这份报告之后,我更觉得我们评估技术对于用户本人的影响是一件非常需要做的事情。

笔记:图书馆和制作空间

1、“制作空间”(makerspace)显然是现在图书馆领域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不仅仅是美国的种种进展(其中很多都可以参考编目精灵老师的这篇日志:创客空间——图书馆服务的新浪潮)。在国内,除了“图书馆作为空间”理论背景之外(尤其是吴建中馆长的博客和大会发言),上海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也引入3D打印机,开始了类似的服务。

2、我现在在逐渐意识到之前给《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约稿里没能澄清的两个概念的重要性:3D打印机往往是制作空间里最吸引人的一种技术,但是3D打印机并不是制作空间的全部,甚至并不是制作空间的必要条件。把这个论断再往前推一点点,制作也并不只是数字化的制作。如果只是强调制作空间中技术的一面,3D打印机和其他相关数字技术的成本会成为这个概念推广的一个潜在障碍。

3、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图书馆馆长John Burke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了一个关于图书馆制作空间的调查。Library Journal在上个月报道了这个调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并不仅仅限于美国。在图书馆制作空间所使用的技术这一项上,虽然数字化的技术在结果中非常显著,但是同样显著的是那些不那么数字化的技术,比如:艺术和手工(37%)、其他(包括乐高玩具、编织)(30%)、以及修补(26%)。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不那么昂贵的技术,比如最近非常有名的树莓派(Raspberry Pie)。

4、一个很有趣的案例是Anythink图书馆(之前在本人的一篇书社会日志里介绍过这座图书馆)。虽然在它们的制作空间里也有3D打印机,但是其他的工具和材料也在这篇介绍中被强调。芝加哥公共图书馆(Chicago Public Library)的制作实验室(Maker Lab)也提供机器纺织课程,帮助用户使用计算机设计毛衣的花样。说到编织,Hailey公共图书馆这样的项目则更加远离数字技术,只包括传统的编织活动。

5、我本人很喜欢3D打印机,我觉得它很酷,因而能吸引很多大众(或许尤其是小朋友)的关注;它也是很棒的媒介,能够帮助人们培养技术素养;同时对于特定的专业工作者,3D打印机也是它们未来必要的工具(因而3D打印机对于大学图书馆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相信,图书馆并不仅仅需要3D打印机才能开设制作空间,对于预算不同、需求不同的图书馆来说,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选择可以考虑。而且这种选择的过程也是好的图书馆项目管理的第一步,我们要提供怎样的服务是我们了解本地需求,或者不同人群的需求的结果。跟风的花钱总是容易的(这不仅是再说国内,在美国,这样的问题也很多很多),但是在面对新技术的时候,思考用户真的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去满足这样的需求,是好的图书馆必须要做的。

信息可视化:NBA联赛的历史

作为本学期信息可视化课程的期末展示,我做了下面这张NBA联赛历史的poster。整张图基本上是用R做的,然后用Illustrator编辑在一起。本张图的原图请点击这里

作为其中一张草图的互动性展示,我还用基于R的ShinyApps包做了一个在线的应用:http://nalsi.shinyapps.io/nalsi/。只是目前它的功能还并没做完。

欢迎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