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6年11月

Nalsi的读书笔记：《大机器：计算机模型、气候数据以及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

在这个学期STS理论课（参见本人之前的一则读书笔记）即将完成的时候，我读了Paul N. Edwards写的《大机器：计算机模型、气候数据以及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A Vast Machine: Computer Models, Climate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一书 (Edwards, 2010)。Edwards教授在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和历史学院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计算机、信息基础设施、以及全球气候科学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研究，这本书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也完全涵盖了他上述所有的研究领域。

这本书很符合STS领域一以贯之的研究路线：对于技术物（technical artifact）的社会构建属性的分析。这本书里面最主要的分析对象就是气候数据——一种我们一般所谓的研究数据。作者从两个角度讨论了数据的社会构建属性：从数据到科学知识之间的过程并不是客观的或者自然的，对于数据的分析涉及很多人为的、主观的因素；甚至于数据本身也并不是客观的或者自然的，数据并不是对于自然现象的客观记录，我们所谓“收集数据”的过程也涉及到了许多人为的、主观的。

本书中的第一个角度也是上一篇读书笔记中Fleck的论点之一，他强调的是知识共同体对于知识产生的决定性的作用。在本书中，作者特别强调了计算机模型（作为一种并不那么客观的技术物）对于从数据中提取知识的重要性。从全球、使用各种方式和设备收集来的数据，只有被“规训”（使用福柯的术语）在某个框架下才能被理解、才能被转变为知识。而这个规训的过程，实则充满了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作者在书中说：

Virtually everything we call ‘global data’ is not simply collected; it is checked, filtered, interpreted, and integrated by computer models. (page 188)

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角度上，作者提到知识的收集过程也并不如传统的科学主义叙事那样客观的，这尤其体现在不同设备（尤其是不同时代的设备）获取数据的翻译问题、以及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使用模拟方法来收集数据——而模拟的方法则需要在软件中提供一系列的参数来代表世界的运行。

不过作者也提到，数据和模型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用单一的决定论来概括，二者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因而其实并不存在单纯的数据或者单纯的模型。而作者把这种数据和模型相互依赖的状态称之为“模型-数据共生” (model-data symbiosis)。

Thus, in global climate science, neither pure data nor pure models, exist. Not only are data ‘theory-laden’; models are ‘data-laden’. (page 284)

本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科学摩擦力” (science friction) 的概念——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在其他方向上的扩展，比如数据摩擦力、计算摩擦力、和元数据摩擦力——它们归根结底指得都是这些技术物在跨越社区和个人边界传播的过程中，会造成额外的时间和工作上的负担，比如一个科学家拿到了另外一个科学家分享的研究数据，但是他需要花费时间来理解数据和处理数据。而在作者和其他人合作的另一篇文章中 (Edwards et al., 2011) 指出，作为终端产品的元数据标准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摩擦力，因为元数据标准的使用和制定往往是停留在本地的、而成为文档的元数据（虽然其用意在于促进数据的传播），也并不容易被读者所理解，甚或产生误解。

“摩擦力”的概念显然受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的影响，这是STS领域里面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理论。它关注人类和非人类的actor（为了照顾非人类的对象，actor往往被称作actant）如何组成社会关系的网络而发挥作用。比如使用本书中的例子，国际气象组织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在制定数据和元数据的国际标准的时候，需要参考现在使用的标准、以及标准应用的信息对象。这些曾经的标准和信息对象都是这个行动网络中的actants，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actors或者actants往往需要被重新定义才能嵌入到网络中，而当它们进入网络中的时候，它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利，而把网络的行动主体作为代言人——从而网络的行动主体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力。ANT关注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作，它假定更为常见的权力模式只是微观的权力模式得到了扩展和复制——而这些模式扩展的政治机理也是ANT研究关注的对象之一。本书的理论脉络受到了ANT的强烈影响——“摩擦力”的概念只是表现之一，它可以看作是对于科学数据在社会网络中被运作的一个很好的个案研究。

参考资料

Edwards, P. N. (2010). A vast machine: Computer models, climate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 Mit Press.

Edwards, P., Mayernik, M. S., Batcheller, A., Bowker, G., & Borgman, C. (2011). Science friction: Data, metadata, and collaboratio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美国大选之后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彻底的参与一次美国总统大选（虽然我对4年前的那次大选的记忆已经很浅了），从一开始的初选就在密切的关注，虽然后来因为Sanders的出局我的关注不再很密切，不过因为这次选举太过特殊，所以最后仍然不免有很多深切的参与和体会。

站在我目前的立场上，我依然想说，无论是图书馆事业、学术圈、还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们是没办法脱离政治的（关于第一点，推荐一下我几年前写的一篇小文）——在这里，政治指的既是大写的Politics（即国家、征服层面的政治）也是小写的politics（即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政治）。我并不认为民主制度总是好、无条件的好，但是我认为至少在政治的前一个维度上，有责任的公民是需要积极参与、而且有自己的独立的立场的。因为政治和我们息息相关。

回到这学期一直在读的STS（请参考本人的上一篇日志，虽然我的读书笔记持续跳票中），政治贯穿在科学研究的每个角落。福柯认为政治是权力的中心，而后者贯穿了他的科学技术研究叙事。或许是他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概念也是他后期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生命权力”（biopower）指的就是政治权力如何超越了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自己生命和身体的控制。而在另一个研究的方向上，Langdon Winner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技术对象（technical artifact，但在STS的领域，artifact值得是任何非人的对象，比如技术系统、或者物品）是否存在政治属性？”（Do objects have politics?）(Winner, 1980) 在STS领域或许最有影响的理论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甚至认为所有的政治都并不超脱于人、物之间的互动，所有的政治就是人和物在不同层面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被扩展之后的效果。

让我想起这件事的原因是今天STS课上对于昨天大选结果的讨论。一点都不意外的，我们班上的同学普遍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有两个同学甚至于表达了很强烈的悲伤情绪。关于这件事，国内网络的环境似乎很喜欢“天真的、或者愚蠢的白左”这样的叙事。我当然认为当前美国如此撕裂的民意显然不是一边的错——我也听到很多教育程度很高的人会用愚蠢、愚昧这样的字眼来评价另一边的人，我个人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但是如果说都是另一边的错、都是因为另一边的傲慢或者愚蠢那也显然并不是事实。当然人们选择一个候选人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班上一个一直需要特别的药物的同学（忘了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了）谈到她显然没办法接受新任总统会废除奥巴马的保险计划，因为这会极大的提高她的生活成本。另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大叔也谈到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会系统的追踪每一个候选人的每一个政策，来决定他到底要支持谁。政策，对于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并不是一句屁股决定脑袋就能盖棺论定的事。

前两天在知乎上读到一个对于这次中国一部分民众对于川普同学的态度和美国一部分民众对于他的态度如此不同的阐释（当然，我这里故意选择了这种叙事方法，好让这件事情被更好地放在情境里，让这个问题本身变得荒谬），大意是对于美国的这部分民众，他们已经生活在了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他们的现状已经不再为发展这件事情担心，而更多的是需要去反思现代性对于人性的破坏。而在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很多人都依然生活在现代性的巨大影响下——我们在乎第一还是第二、我们在乎GDP、我们在乎物质的利益、我们不那么在乎人性。我并不认为这是故事的全部，我不认为任何现实存在所谓全部的故事，但是这个理论是能够阐释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的。

最后的生活昼夜颠倒，夜半醒来，兴之所至写下了这段不求全面但是发于心的东西。仅供各位参考。